玲子是在从未经过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开始画画的。小时候她在舞蹈班学习较久,却从未上过绘画班。后来进了大学,她的所学专业是文学,写过很多诗。只是在偶然中拿起画笔,随便涂抹时,被善于发现人才的画家丈夫看见,甚感惊讶,于是鼓励她画下去。就这样,她一发不可收拾,一直画到现在。现在,她已是一个在中央美院四画室深造的进修生,一个已具五年画龄,并积蓄了一大批画准备在北京举办个展的画家。如果我们对于她的作品所具有的魅力没有疑义,那么,我们难免会怀疑,学院的意义到底何在?至少,玲子的这种传奇性的绘画经历给我们的学院教育提出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克莱夫.贝尔曾断言:“艺术是不能学习的”,“没有一个绘画老师能把他的学生培养成一个艺术家”。他甚至由此提出“艺术院校最好还是取消”的偏激主张。但他至少说出了部分真理:除了模仿的技艺,艺术是很难通过课堂学习而获得的。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整个现代艺术都带着强烈的反学院色彩。他们惊奇地发现,真正构成艺术的东西,正是存在于学院以外的艺术(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儿童艺术)之中。在这里,他们找到了真正原艺术资源。也正是从这三大资源中,现代艺术得到了丰厚的滋养。
画家玲子
玲子的画从根本上说,正是不带着上述三种艺术或曰“学院外艺术”的魅力和特征。原始艺术、民间艺术、儿童艺术虽然是三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在趣味上又有许多相近的特征,它们都是发自人类天性的一种艺术,都是生命本能的自然宣泄。无论是阿尔特米拉山洞里那些由人类童年所为的岩画,还是非洲民间的那些富有张力的黑人雕刻,抑或是那些天真烂漫的儿童画,都是从人类的生命“原点”中激活出来、未加修饰的纯然的生命痕迹。我们欣赏这些艺术,不存在任何技能语言的屏障。而这正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文化人和成年人难以作到的。但在玲子的画中,我们却看了一种现代人的原始天性、文化人的民间情趣,以及成人的儿童般的纯真,看到了一个有教养的文明人的返朴归真。
玲子虽然是在未受过绘画训练的情况下开始画画的(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艺术感觉才未遭至破坏),但毕竟与初学画画的儿童不同。此时的她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走向社会,开始工作并具建立了家庭,在感情生活中已有种种曲折的经历和多重的人生体验。特别是她天性中所具有的敏感气质,已为她走向这条艺术之路做好了铺垫。加以她一个有艺术氛围的家庭中耳濡目染,终于找到一种适合于她的宣泄方式。于是,这位既热情奔放又多愁善感的女性便源源不断地将自己的生存体验诉说出来。她曾经用舞蹈的方式,诗歌的方式作过尝试,但现在看来,绘画才是最适合于她的一种方式。一种她自己从未想到过的但却能够驾驭的方式。 可以说,玲子的画真是有点出手不凡。不凡在一出手就越过了形的纠缠与束缚,将给画的主旨设定在心灵的层面。她从不在意形的准确(她也不具备画准确的技巧),她深知她想要说的话是什么。她真诚而直率地在画上诉说她内心生活的种种经验,诉说她的焦虑、悲伤、惊恐、痛苦乃至绝望;也诉说她的幸福、欢乐、以及依偎在爱人身边的甜蜜。一次无名的心灵悸动,一个偶然的情感碰撞,都会成为她作画的理由。因为她面对的从不是一个“外在对象”,而是一个“心灵事件”。即使是一幅风景,也必定是这风景中残存着她的自段记忆,足以引发她的欢愉或感伤。兴安岭的白山黑水,冻土带的冰天雪地,从小就以诗的形式内化于她的心间。她将它们从心中调遣出来,显得那么随意而自知,就象我们从电脑的“文档”中调一份文件。 玲子的画确实是无拘无束的,自由自在的,她的心中不存在任何的条条框框。她的画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又不时透露出表现主义的野性彩色。她的笔只遵从情感的驱迁,一任表达着心灵的种种体验。玲子在绘画中的这种自我表述的能力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她并不具备训练有素的绘画技巧,却能很完整地处理画现,很协调地构成色调,能在大可挑剔的造型中表达出一种真实的情绪状态。用笔的生涩、稚拙,形体结构上的多错误,这些均可非议的不足在她的画中都转化成一种为专业画家所求之不得的优长。她画的那么自然,那么纯粹,那么率真,那么没有负担,真是一种很难的自由境界。我常想,那些经过严格训练的专业画家如果能够回到这种状态该有多好,可惜他们大多都不能,他们的变形显得很做作,有意为之的痕迹太强。 当然,在目前这样一种状态下,玲子面对的问题也还很多:她正在学院学习,学什么?怎么学?老师如何教她?如果去适应这院的规范?如果避开学院那一套训练方法,她又该如何进一步发展自己?好在她是在美院四室学习,是在袁运生老师的名下,她的质朴的艺术天性受到了小心翼翼的保护。但这还仅只是第一步,她必须提高,这不仅需要老师循循善诱的指点,还需要自己对艺术的不断领悟,视野的不断扩大,各方面的修养跟上去。相信玲子能够沿着自己的路走出来。她的成功将提示出另一种可能性:非学院化的路可以走通。在这个意义上,玲子的艺术探索带有更为深层的超越个人的实验性质。 2000/1/20于北京上苑三径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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